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及其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基于投入产出的多部门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国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足足增长了81倍还多,如此的高速无疑令世界惊叹和羡嫉。然而在日前召开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表示,不能只看到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表面上强大,然而背后是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和最终的不可持续。或许史蒂芬·罗奇的言论略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和否认的,那就是在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这一物质产品再生产的四个基本环节当中,不平衡现象在我国表现的甚为普遍,而且正由一般人曾不置可否的不平...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国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足足增长了81倍还多,如此的高速无疑令世界惊叹和羡嫉。然而在日前召开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表示,不能只看到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表面上强大,然而背后是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和最终的不可持续。或许史蒂芬·罗奇的言论略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和否认的,那就是在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这一物质产品再生产的四个基本环节当中,不平衡现象在我国表现的甚为普遍,而且正由一般人曾不置可否的不平衡“现象”向日益为许多人关注甚至埋怨的不平衡“问题”快速演变。我们不屑于杞人忧天,但任何时候都需要未雨绸缪,因此完全没有理由不去正视并重视此类善意的盛世危言。
   客观来说,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的突出不平衡性无疑是一个过去将来完成时命题,始于过去、盛于现在、终于将来。同时也是随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强化和明显的伴生态(至少至今而言)。那么说是不是经济快速增长而导致了我国不平衡问题的发生呢?显然不可以如此理解!否则各个国家始终在期待和致力追求的经济增长就着实显得过于无辜了。本文认为,在我国的一些特有条件下,如图家强控力、和为贵忍为高的文化内核、几千年的专制君主制传统、国大人多底子薄的初始国情、引进型技术进步机制及国家主导型投资潮涌等,正是不得以而选择的不平衡发展路径才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由于路径依赖特别是缺乏必要的修复性制度供给,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不平衡问题的不断积累,而当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提高以及不平衡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开始凸显,即突出的不平衡问题开始影响或制约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至于不平衡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本文进一步认为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当然也是快速的)是为推动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力量。毕竟作为总量概念的经济增长是各产业增长情况的总和,因而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快速演进不但使得产业本身在量上的迅速扩张,同时也必然导致了经济增长的集中爆发。当然,经济理论界也曾就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问题还是一个部门问题(或说结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一时的内生增长理论都遵从总量分析的研究思路,在竞争性均衡的假设基础上,通过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线路以及精妙的数学推理描绘出一幅经济增长的美好图景,且一而概之地将这幅图景用于对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解释,并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建制视为标准或模板,其他落后国家只要“按图索骥”定能保证本国经济的如愿增长。然而,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使得西方总量式经济增长理论饱受争议,特别是受到了结构主义者对其忽视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刚性”现象以及忽视其他重要非经济因素的强烈批评。
   对于结构主义,帕尔马的定义是:“结构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把考察对象当作一种‘体系’,即考察一个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各个部分。从更特殊的意义上说,这个概念被这样一些理论家所使用,他们主张存在着不可能观察到但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组社会经济结构。”①这一定义意味着,结构主义的研究不但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细致剖析,同时还重视对研究对象的个性发掘。而这无疑正是分析我国如上所述的特有条件下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恰当要求和思路。或者又如列昂惕夫针对西方经济理论不断地专注于想象的、假设的现实,并建立空泛的数学模型的研究范式时所说的:“年复一年,经济学家在继续建立大量的数学模型,而且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些模型的性质。同时,经济计量学家把所有可能的代数函数式用于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些资料。这些都无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一个现实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行。”②因此,为了更为贴切地分析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及其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本文所采用的正是遵循结构主义的研究思路的基于投入产出的多部门分析框架。
   按照惯常的分析逻辑,本文首先按时间上的脉络,从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形成、发展分析入手,通过历史的事实论证了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历史继承性及客观性。并进一步以结构化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各产业在规模、收益、投资、就业水平及劳动生产率几个方面的差异分析,细致探讨了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当前基本面,以此一方面再次确认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则实现对其表现及程度的更细致解读。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外,本文进一步从差异化的需求拉动,差距明显的生产效率推动,以及非均衡的政策取向三个方面对我国如此明显的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动因进行了探析,并认为作为惟一的主观能动性因素,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的非均衡性政策无疑是为促进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形成并长期显著的关键。
   在对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本身的特性及表现的探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着手对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当然更多时候指快速演进)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文章主旨命题进行论证。首先由经济增长理论中对产业结构不平衡性的重视和关注定性刻画出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与经济经济增长的一般影响关系,并从三次产业的宏观层面以及投入产出表提供的中观层面(分1997-2002年及2003-2005年两个期间)对我国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明显贡献差异,特别是贡献度的历时快速变化进行了考察,从而寻找了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数字上的证据。随后,又经过对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及区域经济差距两个方面的论证来进一步说明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基本路径。而就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为何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认为我国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极化以及产业跳跃式演进是为其中机理,即在国家的政策保障下全国资源(尤其优质资源)向少数产业的不断集中(极化效应),以及我国引进型技术进步机制下的政府主导型投资潮涌引致的产业非线性发展(跳跃式演进),才导致了我幽特有的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的模式与速度,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力量。当然,文章亦从内涵及表现、原因等方面,并通过案例对这两方面的机理进行了论证。
   既然是研究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那么就绝不能忽视或回避对产业不平衡结构本身的剖析。为此,本文通过对产业不平衡结构具有的客观性、整体性、层次性及动态性几个方面基本特性的归纳,指出由基本特性决定的进行产业不平衡结构研究所必要的两项基本要求,即考虑特定时期的技术水平(动态性要求)及时刻照顾到产业间的直接与间接关联(整体性及层次性要求),而这也正是标杆对照法、相似系数法、距离判别法、信息熵判别法、方差分析法等传统方法分析产业结构时所欠缺的。有鉴于此,本文先是运用主特征值分析方法,在考虑不同时期特定技术水平(分析中由投入产出表中产业间的生产消耗关系表示)的情况下,通过基于投入产出的多部门分析框架分析了我国不平衡产业结构的偏差状况及其历时变化,并进行了适当的中美对比,从而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偏差状况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然后通过提出投入产出与解释结构建模结合的建模思路,在充分考虑产业关联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进行了层次识别,并通过中美对照,得出了我国产业间关联逐步加强,且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层次结构趋于成熟和稳定的结论,同时还识别出了我国目前正初步成形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子系统(不是孤立的主导产业,而是关联紧密的主导型产业簇,一个较为完备且关联度高的对经济增长有最强推动力的产业子系统)。
   在影响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科技进步无疑最为关键和直接。但相比“按部就班”的自然式进化的,并且相对“可遇不可求”的技术进步,能源约束无疑显得更为紧迫。因此,本文在定性及定量确认能源约束对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以及经济增长的突出影响的基础上,从贫乏的能源禀赋、日渐乏力的供给和不断膨胀的需求几个方面详细展现了我国能源约束渐行渐紧的严峻现实,以此表明我国践行节能降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对于节能降耗的途径,本文进一步通过SDA结构分解模型,以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将节能降耗中的两个基本措施--技术节能和结构节能的效能予以分解,并得出了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结构节能逐渐替代技术节能而成为我国节能降耗战略举措的关键因素的结论。据此,本文进一步在投入产出搭建的多部门分析框架下,建立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模型,并以十七大所提出的经济及能源消耗增长目标(即至2020年人均GDP较2000年翻两番,能源消耗翻一番)所要求的经济及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为模型目标约束,经由优化模型的多方案测算,认为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及能源消耗增长目标的艰巨性非同一般,并获得了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及节能降耗的产业不平衡结构演进的基本方向。
   与以往诸多研究当中先根据现状重申“结构失衡”的先验事实,然后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不同,本文尤其重视对“结构失衡”本身(本文认为的产业不平衡结构)进行细致分析(绝不仅仅在三次产业的粗线条层面上),并提出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极化效应和产业跳跃式演进是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机理,并着重分析和归纳了我国引进型技术进步机制下,政府保障的投资潮涌使得我国技术“跃迁式”发展,从而引致我国产业跳跃式演进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如后文图3-3所示)。值得一提的是,笔者首度将解释结构建模法引入到投入产出分析,通过两者的结合建模辨析了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层次特征及其历时变化,特别是识别了我国目前初步成形的主导产业子系统(通过中美对比分析,这一主导产业子系统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开形成的主导产业子系统颇为类似和接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利用主特征值法测算出的我国不平衡产业结构偏差鲜有改善,与利用投入产出与解释结构建模结合建模而识别出的我国产业不平衡结构的层次构架趋于成熟与稳定结论并不相矛盾,相反,这恰恰论证了本文的研究论题,即由于我国明显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极化效应及产业跳跃式演进的存在,使得我国本就不平衡的产业结构始终无法朝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不断涌现的领先部门使得产业间关联逐步加强,特别是使得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子系统加快形成,从而推动了我国经济三十年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另外,本文以最新编制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所研究的剔除价格因素的产业不平衡产业结构本身及其演进方面的分析无疑更为贴近现实并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由于中国的情况确实有其独特性,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框架能够将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问题纳入其中进行连贯分析,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①因此本文的研究仅是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分析当中的微不足道的片段。何况非上上智,无了了心。笔者能力有限,一点粗浅的想法,恳望指正。特别是由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在编制过程中难以克服的技术性障碍,使得个别数据的准确性还有待修正,以及投入产出表第三象限无法得到关于增加值的折旧、劳动报酬及生产税净额等分项数据,从而一定程度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另外,由于缺乏资本形成矩阵,使得没能建立动态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模型,从而也限制了论文研究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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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仪亮
学科专业: 国民经济学
授予学位: 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导师姓名: 刘起运
学位年度: 2009
语 种: chi
分类号: F121.3